这些问题还不是主要问题,内政问题在龙谦看来最严重的有三,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二是蒙山军元老们的问题,三是自己的“接班人”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其实,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宪法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政府组织法》也讲的很明白,中国不是美国的联邦制,各省并无自治权,而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下行使省一级的行政权。但连省自治的呼声一直存在,凡是原先民党势力强的省份,比如浙江、福建、江西、广西等省,总在和中央闹别扭,嫌地方的权力小了,特别是税收方面,地方认为自主权太小,地方没有财力,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中央,什么事都办不了。江苏广东也算民党根基深厚的省份,由于蒙山军接管早或者下派官员多,情况就好的多。
另一类是边疆省份,比如正在闹事的新疆,教权威重的西藏青海,也在呼吁扩大地方的权力。通过正当渠道传上来的呼声,中枢采取耐心的正当的手段解决,更多的通过中枢和地方的官员交流来解决,非正常渠道的呼声,中枢则用非常手段处理,国安总局名声不佳,和这有很大关系。连省自治也好,联邦制也罢,龙谦是绝不允许的。便是蒙疆藏疆回疆提出的民族自治要求,龙谦也没有答应。他认为在现阶段,必须采取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方能集中有限的资源财力发展经济,壮大国力和改善民生。但这种思想并不为中枢所有人所接受,也有放权的建议,比如出任副总理的唐绍仪就认为中枢管的太多太死,放权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而接替段祺瑞出任财政部长的熊希龄则从税务上看问题,认为现行的税制需要调整,应该给地方一些财权,不要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报到中央来。
集权和分权是历代王朝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中央必须依靠各级地方政府来治理,建国之初是三级管理,即中央、省、县,现在是四级制,多了个市级,因为感觉到省级政府直管县级有些“累”,这个决定造成了“吃皇粮”人数的激增,增加了财政负担。龙谦曾为此发了脾气,批评政务院没有长远观念——一个政府,总是走精简到臃肿之路,历史的教训摆在那里,为什么不汲取?
到现在,分权的呼声并未平息,议会不断有提案,递到政务院,统统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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