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者重视,下面不敢胡作非为,加上律法的保驾护航,使得宋代的市舶司真正担负起贸易的重责,与朝廷之外,形成了独立的商贸衙门,衙门的一切运作都有朝廷掌控,所获取的巨大利润也直接进了户部,既利了朝廷,又给了商业的繁荣带来莫大的商机。
杨峥看中了这一点,倒不是说这个元丰法是完美无缺的律法,它同样有缺点,诸多的限制,对于商人而言,无疑在运输成本上有了增加,容易引起商人的反对,但任何一件事未必都是完美的,对于商人的反对,他的担心并不大,比起增加的运输成本,开海禁,罢黜朝贡对于渴望了八年的大明商贾来说,孰重孰轻他们心知肚明,他甚至相信即便是成本再大一点,他们只会高兴,绝不会反对,比起宋代的西洋诸国往来,处在大明这个时代无疑是最巅峰的时代,与任何一个西洋诸国贸易,足以让他们狠很赚上一笔,又岂会在意那点运输成本,他们要的更多是贸易的机会,是来往西洋诸国贸易的安全,比起运输成本,这个更为重要,就是知道这一点,杨峥才敢觉得元丰法的可行,一方面宋代在运用时做出了良好的榜样,高水平的管理与强大法律保障,使得疆土狭小,积贫积弱的宋代都能在风雨飘摇之中延续三百年,铁一般的事实由不得朝廷不同意,另一方面《元丰法》乃宋神宗元丰三年颁布实施的一项重要港口管理法律,明取元曾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承认自己汉人的正统,建国后许多规章制度也多延续宋代,可以说许多祖宗规矩都有宋代的影子在里面,以《元丰法》改革市舶司,算是延续前朝的律法规矩,纵然是朝中的老顽固也不好说什么,阻力相对少了许多。其次,则是《元丰法》在创立之初就以高瞻远卓的目光,定下这部律法,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管理的规章制度上,甚至是朝廷如何从中获取利益上都是超前的,杨峥甚至相信即便是在前世海关运用,也不算太过时。
而这一点也正是他所需要的,宋代以市舶司的自身获利,使得宋朝的海外贸易年收入,最高到了二百万缗钱,是北宋末年的一倍,海外贸易的繁荣更是给促进了商业上的辉煌,宋代不过是大明一半的疆土尚且如此,更别说疆域囊括汉地,东北抵日本海、外兴安岭辽河流域;北达戈壁沙漠一带的大明了,他相信这一套管理市舶司的法子绝对能缔造一个商贸大帝国。
正看得入神,忽听得门前衙役喊道:“大人,报纸到了?”
查看每月两次的《大明士林报》,一直是他的习惯,每月都不曾落下,那衙役显然是知道的他的习惯,看他低头思索,喊了声后,也不等他应答,便将报纸放在了桌上,躬身退了出去了,他记挂半月前上的拿到奏折,虽说结果在心里早已有了计较,可毕竟风平浪静了半个月,心头不免疑惑,这疑惑一起,记挂也就多了,一看那衙役放下的报纸,便将郑和留下的《元丰法》放下了,对于如何实施改革,多日的思索,加上各种揣摩比较,心头也有了主意,既想要守着祖宗规矩,又要做些改进,还需从中获取利益,除了循着宋朝市舶司的路子走下去,还真没什么好法子,不过这个改革人却不是自己亲自去做,一来威慑力未必管用,二来他也没这个精力,思来想去还是况钟最佳,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一番计较后,便放下了这桩心事,随手拿起了《大明士林报》迅速翻到朝闻天下,虽说早有准备迎接一波接一波的辱骂,但看到报纸上,言之凿凿的各种罪名,还是没能保持淡然,狠很骂了声:“一帮没有家国的混账东西?”骂归骂,文章还是看了下去,除了将各种罪名加在了自己的头上之外,报纸上说了最多的则是商人的重重贫困,以至于现在苛捐杂税,就已把他们逼得快活不下去了。如果再增加税收,他们除了走上造反的一条路之外,再无活路了,言之凿凿仿佛天下的商人都是这样一般,为了表示更真切,报纸的最后还留下了不少工商业的名字,其中因山西的晋商、闽浙一带浙商最多了,细细数了一下,竟有三十人之多,这也难怪,一旦商业税以及海关税都得以征收,说到底都主要是从经商的官员那里收税,这是与官争利,与儒生和士绅争利,所以遭到儒生和文官的一致反对,因为触动了既得利益者,有这种场面并不足奇怪,比起这些谩骂之声,杨峥更注重的是报纸的头版的第一篇文章,文章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放在最显眼的地方,文章很短,却是字字锵锵有力,让诵读的杨峥忍不住一个字一个字的诵读出来:“异日者,富民豪侈,莫肯事农,农夫藜藿不饱,而大贾持其盈余,役使贫民。执政者患之,于是计其贮积,稍取奇羡,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过数万,少者仅万余,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摧抑浮淫,驱之南亩。自顷以来,外筑亭障,缮边塞,以捍骄虏,内有宫室营建之费,国家岁用,率数百万,天子旰食,公卿心计,常虑不能样给焉。于是征发繁科,急于救燎,而榷使亦颇骛益赋,以希意旨,赋或溢于数矣。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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