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有一条宗旨是所有人都要遵循的，那便是重农抑商，对待农业生产总是格外的上心，可是对待商业却一直保持着一种发自内心的鄙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晚清才稍稍有所改变。
在人们的认知当中，商人重利轻义，首先在道德水平方面就不合格，因此上历朝历代对于商人始终都保持着一种让人非常费解的鄙视心态，或者也可以成为职业歧视。
不允许商人参加科考，不允许商人穿丝质的衣服，甚至连商人怎么盖房子都有着明确的规定，只要违反了，那可就是重罪。
明代大富豪沈万三不就是因为建房违制，被明太祖朱元璋给砍了脑袋吗？
当然这也就罢了，毕竟在历史上义商是非常少的，大多数商人在追逐利益的过程当中，难免要发生一些龌龊事，鄙视一下，也未尝不可。
但是有一点，却是让杜睿费解，甚至感觉有些不可理喻，那就是在赋税上，对商人居然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当然站在统治阶层去看待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自然不会承认这件事。
历朝历代，每当朝廷财政崩溃，库府空虚羁縻的时候，大量的苛捐杂税总是会被强加在那些即使是在太平盛世也只能勉强温饱的农民身上，而对于商人，朝廷却很少采用强硬的措施，甚至还有些纵容。
大概是统治者觉得士农工商，农这个字被放在第二位，就象征着他们给了农民们更多更大的政治地位和权利，当朝廷遇到困难的时候，所谓的农站出来，给予一定的帮助，受点儿委屈，也是应当应分的。
而商人呢？
在李唐一代，从唐高祖李渊一直到被朱温灭到的那天为止，大唐的商税一直都处在一个微乎其微的数字，三十税一，和商人们在商业活动当中所攫取的巨大利润相比，这点儿税钱实在是毛毛雨。
而且最让人无奈的是，就连这点税钱，商人也不大愿意缴纳，而负责的官员似乎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像商人的钱和他们的灵魂，品德一样，都非常肮脏，拿在手里都像是要被侮辱一样。
只要是来自后世，谁都知道，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政收入，就是商税，至于农税，连次要的位置都算不上，最多也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后世，当明政府灭亡之后，满清南下苏杭，在那些大商人的府邸当中，少的都能挖出数百万两银的家产，而被灭亡了的明政府，却是亡在了财政上，者不得不说是一个讽刺。
李唐也是一样，他们同样是亡在了钱上面，虽然当时最大的隐忧是藩镇割据严重，但是如果有钱的话，朝廷也不会借着那些节度使的手去养兵戍边，更不会让那些节度使挨个坐大，归根结蒂，其实还是个钱。
既然杜睿来了，摆在那里的大蛋糕，别人看不见，他自然不能视若无睹，在详细的阐述了一番官绅一体纳粮的政策之后，杜睿便谈到了商税。
誰知道不谈还好，杜睿刚一开口，再次遭到了那些代表着豪门大族利益的大臣们群起而攻，甚至比刚才还要激烈。
对于这一点，杜睿只是稍稍一错愕，便想明白了，官绅一体纳粮，说白了，也就是个面子问题，那些自觉高人一等的士大夫们，不屑于和小民为伍，但是太宗的态度强硬，而且连太宗都表态，要缴纳税款，他们要是再不答应，就有些不识抬举了。
但是缴纳高额的商税，尤其是杜睿所说的那个百分之二十的交易税，这才是真正要了他们的命。
但凡世家大族，没有一家是抱着土地刨食吃的，谁家不经营一些生意，当然这些生意明面上来说，都是和他们没有关系的，毕竟相对于钱来说，他们还是更喜欢做官，谁也不愿意给自己套上一个商人的身份。
但不管怎么说，那些生意可是维持他们继续过纸醉金迷生活的关键，现在杜睿居然要对这个伸手，他们如何能答应。
“圣上！自古以来，君不与民争利！若是当真按照杜大人的想法，征收那个交易税的话，臣恐对圣上的声明有碍！”权万纪这次也学乖了，他知道太宗是站在杜睿这边的，要是还跳起来痛骂的话，估计要吃挂落儿，但是不争又是在不行，他名下的作坊，酒楼，绸缎庄就有好几家，要是当真征了那个百分之二十的交易税，岂不是从他的身上割肉。
太宗闻言也是一阵皱眉，其实昨夜杜睿对他说出这个商业税的时候，他也不是很上心，要不是当时杜睿反复分析商业税的价值，和其庞大的数字，估计太宗还真的就给否决了。
他的眼光和见识毕竟没有杜睿那么长远，同样也觉得落下一个“与民争利”的名声，实在是不好听，当即就想否决。
杜睿一直都在观察着太宗的表情变化，见状哪里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赶紧道：“圣上！连佛家都说众生平等，既然众生平等，那也就是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权利还是义务都是平等的，那么既然对农民苛以重税，为何独独善待商人！商人逐利，只要有利可图，便是刀山火海，也无所不往，臣建议取消关税，增加交易税，为的就是刺激商业流通，到时候，商人所赚取的钱财越来越多，我大唐的财富，逐渐的朝着这些商人的手中集中，可朝廷却偏偏有人打着一个“不与民争利”的牌子，不准许对其征收整场的赋税，岂不荒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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