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残害澳洲黑人漫长过程中最著名的事件是“弗雷泽哈姆惨案”。1857年秋，两名白人殖民者在昆士兰的弗雷泽哈姆附近名为昆加利的村落里强奸两名黑人姑娘，当时该村的男子都出去打猎了。
为了报仇，当夜，一群黑人赶到弗雷泽哈姆，杀死了一名强奸犯，并打死几个白人殖民者。白人以“复仇”为口实，在弗雷泽哈姆聚集了一大批白人武装暴徒，这些暴徒赶到昆加利，开始大屠杀，不仅把昆加利村子的人，还把附近村落的人全部杀死，共计近2000人。
在白人殖民者屠杀下，澳洲大陆黑人人口大幅度减少，到1947年仅余4.7万人，就是说85%的人被虐杀了。余下的黑人在死亡的威胁下只好内迁，其中大部分迁往内陆荒漠地区。
塔斯马尼亚黑人的命运更为悲惨，在虐杀下，1847年剩下40人，1860年只剩有11人。1869年只剩下男女两人，而当年这位最后一个塔斯马尼亚男子也死了，这样只剩下最后一个女人了。后来，这个名叫特鲁卡尼尼的女人死于1876年。这样，到1876年，所有塔斯马尼亚人在七十三年的时间里全部被消灭了。
即便是早期在澳洲大陆殖民地内幸存下来的土著居民，也大都沦为做各种低贱工作的零工，其社会地位几乎等同于流犯。白人对澳洲黑人带来的另一灾难性恶果，是把白人社会中的天花、猩红热、痢疾、伤寒、病毒等一系列疾病带到澳洲大陆来。这些疾病对于毫无医学防治能力的土著居民来说，无疑是一种大灾难，不少黑人受尽这些疾病折磨之苦而死亡。
澳洲土人的不幸在于他们的落后，当1770年，英国人库克船长到达澳洲东海岸的时候，那些土着人还不知衣服为何物。他们处于石器时代，没有农业，没有牧业，只是用木棍石块打猎、采集。他们有500多个部落，每个部落又分成许许多多股，每股二三十人，各自在自己的地盘活动觅食，他们称之为“家园”。
没有国家，没有领袖，没有法律，没有军队，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组织”的东西。各个小股里，老人拥有相当的权威，因为他们具有丰富的经验。往往是几个老人一凑，就决定了这一天的行动。
1788年欧洲移民开始占领澳洲，逐步从沿海向内陆推进。其时，正是英国资本主义进一步深化的时候，犯罪率极高，而原先作为罪犯流放地的北美已经独立，产生了一个后来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于是，一批批的英国罪犯被送到澳洲。英国人发现澳洲适合养羊，英国纺织业又非常需要原料。澳洲土着的家园纷纷被圈作牧场。数万年的平静打破了，亿万代的平衡失去了。
土人曾拼死抵抗过，但无法与“文明人”的步枪抗衡。当殖民者和土人的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候，英国政府下令，有必要以暴力对暴力。
实际上，这是屠杀令。大屠杀开始了，手无寸铁的土着被当作了“害虫”。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某些牧场主还以射杀所有他们所见到的土人而骄傲。
在白人的驱赶，屠杀，和疾病的合力攻击下，土着人口锐减，1911年降至最低点，不足两万。一些人类学家宣布土着人是走向灭绝的种族。屠杀土人是当年农牧场主和其他一些白人的“民间行为”，并非政府的决策。
在殖民者到来之后，澳洲土人就再也没有找回自己的灵魂，没有找到新的平衡。这不奇怪，200年的殖民史对于7万年、10万年来说，不过是弹指之间。
对于土着来说，18世纪以前的数万年平静既是幸事又是不幸，200多年来的失衡既是不幸也是幸事。
澳洲土人的身世直到后世依然还是一个谜。他们来自何方？又是何时来到这块世界上最干旱的大陆的？答案都已消失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了。
杜睿曾经对生活在澳洲大陆上的土人是非常有感情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热爱自己的国家，但在杜睿看来，没有一个民族像澳洲土著那样同自己生活的土地有如此深刻的精神联系。
靠采集和狩猎为生的人群，对自己生活的土地和环境的感情是外人难以理解的。土地和环境向他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食物，他们对土地和环境也由珍视到敬畏。在他们心目中，土地、山川、树木以及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统统都是有灵有性有生命有知觉的。土著居无定所，不停地转悠觅食。
他们走路懒洋洋的，一天从不多走，有时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很久很久。一开始，那些自以为是的白人以为他们懒。
后来，白人才发现，自己急躁，在荒漠里旅行，出很多汗，渴不可耐，而土著不紧不慢，像骆驼一样却能走很远。土著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水，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吃的。用木棍敲一敲树干，便知道里边有没有水。木棉树开花了，知道鱼汛到了。
他们不会造弓箭，却发明了飞去来器。蹲在树丛里，“咕咕”地学鸟叫，鸟飞来了，飞去来器飞将出去，鸟儿应声落地。土著“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追起袋鼠来，像风一般快。有时候，为了不惊动猎物，他们可以长时间一动不动，保持一个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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