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欧洲和西亚的多为纯正的蒙古骑兵，再加上部分东欧西亚中亚被占领地的游牧民族骑兵，和进攻南宋的蒙古军队战斗力有天壤之别，进攻南宋的蒙古军队多为被蒙古占领的中国北方人和朝鲜人等农耕民族组成。
假如蒙古军队早几十年过去，碰上欧洲三大名王时代，估计蒙古军队未必能威风的起来，三名王中的英国狮心王，长弓战术运用的炉火纯青，而英国长弓战术如果运用得当，几乎就是游牧骑兵的克星，狮心王与埃及苏丹萨拉丁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的大战被认为是历次十字军东征战役中的巅峰之战，战术打法与蒙古骑兵相似的萨拉丁骑兵横行亚非所向无敌，却对狮心王的英国长弓阵无可奈何。
当然同样，如果铁木真生活在汉民族政治军事经济上鼎盛的时代，估计就没有威震世界的成吉思汗了。
当然历史没有假设，假设只是为了论证。蒙古南下灭宋的战争持续了45年之久，这也许是蒙古强盛时代遇到的众多对手中最难对付的一个。这并非由于南宋军队的强大，而是南宋所处的江淮地区，河渠成网，城镇林立，除蜀口、襄阳、淮河防线外，西段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峡谷，东段地处淮河下游，水道众多，后方还有长江天堑，都不利于骑兵作战。但蒙古军队能审时度势，避实就虚，发挥特长，以攻占巴蜀为首要目标，同时派忽必烈率军迂回西南攻其腹背，然后北上接应主力东下临安。
只是蒙哥汗在实施他的大迂回战略时，却因自己恋战，遇坚必攻，使其主力钝于四川的钓鱼城下，直至自己意外身亡，从而影响了整个战略目标的实现。
1276年，刚刚结束了汗位争夺内战的蒙古军正式南下，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攻下了南宋都城临安，南宋迁都福州，而这个被称为有福之州的地方也没能带来他们所希望的福气，1279年南宋政权最后的一支抵抗力量也被蒙古军队消灭，而福州，这个昔日的世界五大城市之一，在经历了蒙古铁骑的洗劫后，再没回复往日的辉煌，在南方一个由福州人所建立免遭蒙古军队破坏的城市在不久之后成为了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方，这是蒙古铁骑横行世界唯一留下的安定之所。
可见，匈奴和蒙古西征之时都是欧洲相对衰弱的时期，强盛时期的欧洲列强并不会惧怕这些游牧民族，同样的，非强盛时期的中国即使统一在这些强大的游牧民族面前一样只能够被动挨打。
后世的人们长长会幻想，如果古代中国和欧洲交战结果会如何呢？
中国自古农业发达，加上蒙古利亚人种身材较小对资源的消耗相对较低，所以中国的人口远多于欧洲，但由于欧洲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中国，因此根据古代欧洲十字军东征和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兵力，这里假设欧洲联军兵力为15万，中国兵力为30万，中国兵力2倍于欧洲联军。双方的兵种为骑兵和步兵，与欧洲相比，中国战马身材较小，速度和力量均不及欧洲马，耐力二者相当。护甲方面，中国的重骑兵在欧洲人看来就是轻骑兵，轻骑兵几乎等同于没有任何防护，步兵的情况也相类似。
蒙古军队能够在与欧洲军队的较量中处于明显的上风，依靠的是闪电袭扰战术，如果正面对抗，蒙古骑兵显然不是欧洲重骑兵的对手，但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民族很难成功使用这样的战术。
而汉族军队在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斗中，即使兵力明显占优的情况下也难以在正面对抗中取得上风。
中欧军队的对抗结果会怎样呢？
可以假设，由于古代英国的长弓射程要远超过古代中国的弓箭且射速相差不大，进入英国长弓射程的中国军队只能被动挨打，却无法攻击到对方，双方兵力尚未碰撞，中方已经先输一筹。
在接下来的骑兵较量中，欧洲的重装骑兵轻而易举地冲破中国骑兵的阵形，而中国军队一般情况下几乎难以对欧洲的重骑兵造成严重的杀伤，于是中国军队开始出现混乱。
接着欧洲步兵压上前，由于欧洲人在护甲和体能上均占有明显的优势，阵形大乱的中国军队处于下风并最终溃败。
出于公平以上对战争的假设是建立在正常情况下，特殊情况如某方的将领特别出色，某方正处于国力的鼎盛期等情况不予考虑，显然关于古代中国军事水平远超西方的说法是不成立的，由于东西方体能上的差异，使得汉族军队无法拥有欧洲那样的重骑兵，农耕民族的生活特性使得汉族无法像匈奴、蒙古那样采用骑兵战术击败欧洲军队，这样在对抗中处于下风就是正常的事情了。
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当然是让人十分沮丧的，任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国家比不上其他国家，杜睿也是一样。
杜睿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基础就是双方在正常情况下的作战，当然战争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战争打的是什么，第一打的是国力，是后勤。同样水平的条件下，国力强者，战力必然强。《孙子兵法》的核心，不仅仅是如何攻城略地，更是教会人如何认识战争，如何看待战争。游牧民族之所与看起来强大，是因为骑兵作战不依赖后勤，可以以战养战，打了就跑，重在机动，但难持久。在孙子看来，这是一种“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策略。相应的，农耕国家更注重后勤，也是基于上述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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