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世安民！
好大的志向，虽然狄仁杰生活哦的笼统，但是他小小年纪，便有这番志向，还是不禁让杜睿和众学子们一阵侧目。
杜承学道：“师弟！你想要学济世安民的大学问，莫不是将来想要入阁拜相不成！”
狄仁杰的小脸一阵严肃，道：“为何不可，学会了老师济世安民的大学问，将来便能为朝廷所用，上可以辅佐君王，安抚万民，下可以牧守一方，恩泽百姓，让天下人都过上好日子！”
杜承学见狄仁杰说得严肃，也不敢再问。
杜睿道：“好！既然你想要学习济世安民的大学问，那可要你在平日里的学习当中，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找什么才是济世安民之道！”
狄仁杰俯身一拜，道：“老师！学生知道了！”
这一日之后，杜睿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忙碌了起来，他府中的这个学堂，就好像后世的的大学一般，一百零九名学生，分成了许许多多的专业，杜睿一个人的经历比较那个有限，对于学生们的课业，更多的时候，只能起到提点的作用，如何去获取自己想要的知识，这个就需要学生们自己去探索了。
宝钗见杜睿每日都累的不行，隐隐有些担心，劝道：“少爷开馆治学，奴婢本来不敢多嘴，然少爷只是一人，精力毕竟有限，何必苦了自己！”
黛玉也抱怨道：“那些村学之中的先生，有的比少爷的学生还多，可也不见有少爷这般累的，教授课业也就罢了，何必区分的那般繁琐。”
杜睿笑道：“孔夫子曾说过，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我门下这些学生，各人天资不同，兴趣不同，若是像那些学究一般，赶鸭子般的教导，又能学到什么。”
孔子提倡因材施教，才使得他门下聚集了那么多学子，孔子的很多思想，杜睿都是不赞同的，唯独因材施教这一点，杜睿也是极为推崇。
有件事情的记载，是这样说的，有一次，孔子讲完课，回到自己的书房，学生公西华给他端上一杯水。这时，子路匆匆走进来，大声向老师讨教：“先生，如果我听到一种正确的主张，可以立刻去做么？”孔子看了子路一眼，慢条斯理地说：“总要问一下父亲和兄长吧，怎么能听到就去做呢？”
子路刚出去，另一个学生冉有悄悄走到孔子面前，恭敬地问：“先生，我要是听到正确的主张应该立刻去做么？”孔子马上回答：“对，应该立刻实行。”
冉有走后，公西华奇怪地问：“先生，一样的问题你的回答怎么相反呢？”孔子笑了笑说：“冉有性格谦逊，办事犹豫不决，所以我鼓励他临事果断。但子路逞强好胜，办事不周全，所以我就劝他遇事多听取别人意见，三思而行。”
这便是因材施教，在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礼崩乐坏，世衰道微，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完全被打乱了。孔子对此怀着极大的忧虑，不断深思造成这种动乱的社会根源。
“为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由仁的伦理道德概括出仁的政治，强调只有拯救人心，才能拯救世界。因此，孔子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君子儒”，为此孔子将教育内容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而置德行于诸科之上。孔子认为要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就需要提高个体的修养，不断完善自我，以达“仁”的境界。
孔子曾告诫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在孔子看来，“君子儒”应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投身到当时诸侯各国的政治改革中去。孔子所谓“三千徒弟子，七十二贤人”中，有不少从政的。像冉求、子路、宰我、子游等人，曾为列国大夫或邑宰，子贡常相鲁、卫，在施政上很有政绩。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
在教育对象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由于孔子教学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相传他门下的学生竟达三千人之多。所谓“有教无类”，或指出身、贫富不分类，或指族种、地域不分类。
孔子之前的古代教育制度是王官之学，特点是官师合一、政教合一，只有社会上层的贵族子弟才有资格接受教育。但是到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官失其守”“学在四夷”，孔子以“存亡继绝”的历史使命感，抢救并整理了濒临散失的上古文化典籍，同时以此为教本，创办私学。
孔子办学之后，许多著名学者也带领门徒四处讲学，从而促成了春秋战国思想自由、学术繁荣新局面的形成。
在《论语》中孔子的教育观得到充分体现，他的因势利导、因材施教以及重视学习者主体性参与的教学活动，体现着对个体的发现与尊重，强化了个体的自我主体精神和价值意识，增强了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和对自我人生实现的期待。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应该说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社会和个体人生都具有无限的价值和意义。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历史的属性，但辩证地、客观地分析评价其价值和内涵，发挥其合理的、普遍性的价值意义，对于现代教育的发展以及教学思路的开拓必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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